无论你眷恋还是放手，时间它从不回头。弹指一挥间，2020年已至岁末。

2020是值得铭记的一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在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形势下，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人均GDP在2019年突破1万美元的基础上有望再冲新高。

以上成就，足以有力彰显我国的制度优势，足以让2020年成为改革发展40年中的一个里程碑。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即将面临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在2019年吴晓波的跨年演讲中，他提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时候，会面临三大共同课题：产业转型、消费升级、社会公平。

与国家命运紧密捆绑的能源电力同样面临着以上课题的拷问。产业转型压力加大，转型成功需要相对漫长的时间周期；消费侧已对能源服务的质与量都提出了新的需求；与此同时，电力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普遍服务不断深入的责任继续加码。梳理2020年电力大事记，可一窥中国电力这艘巨舰未来的行程航向。

（来源：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ID：zgdlqygl 作者：翁爽）

保供警钟

2020年，电力行业的大事件始于“保供”，终于“保供”。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一场从公共卫生领域波及经济生产、社会秩序、居民生活的公共事件。电力行业作为维护社会运转的坚实后盾，高质量、高时速、高效率地为打通疫情防控“生命线”提供能源支撑；

岁末，经济恢复叠加寒潮来袭，湖南、江西等地因电力供应紧张而采取“限电”措施，引发了外界关于供电保障可靠性的忧虑。国家发改委已会同有关部门和各大电力企业积极采取措施切实保障电力需求，国家电网出台八项举措确保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南方电网多措并举确保冬季电力稳定供应，各大电力央企的保电攻坚战已经打响。

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公共危机是一次难以预料的“黑天鹅”事件，那么南方多地缺电限电则是能源电力体系从高碳向低碳转型进程中在所难免的“灰犀牛”风险。前者考验的是能源电力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应急能力，后者暴露的是我国转型过渡期的结构性与系统性矛盾。在短短一年中，保供的警钟两度敲响，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能源安全。

一方面，进入后疫情时代，全球衰退危机仍在蔓延，外部形势的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成为常态，能源秩序深刻变化，能源安全面临的风险因素进一步增加。作为一个与社会方方面面发生融合的行业，任何危机事件的发生都有可能对电力供应系统形成冲击。不断加大的外部风险让能源电力必须在转型进程中充分考虑到“黑天鹅”的影响，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意识和常态化的机制加强电力应急能力建设。

另一方面，历经数十年跨越发展，我国电力供应能力已大幅提升，如今，人们已习惯于用电可靠性逐年上升，在这样的氛围之中，限电危机尤显突兀。缺电，对于一个进入后工业时代的社会而言，已是不能承受之重。尽管发改委解释此次南方多地限电只是多重因素叠加下的短期供应困难，但仍然冲击了外界对于经济恢复与能源转型的信心。

实际上，缺电的历史对于我们并不遥远。尽管在2007年后我国已摆脱全国性电荒，但在2013年以前，我国夏季或冬季高峰期几乎每年都会遭遇程度不一的局部性电力缺口。缺电的深层原因，从最初的电力建设滞后、源网不相协调，逐渐转变为总量过剩与季节性、突发性、区域性短缺之间的矛盾。以湖南为例，限电看似由于持续低温天气、燃煤减少、水库水位下降、外来电减少等多个偶发因素叠加所导致，实则反映出煤电支撑不足的电力系统在面对极端情况时供应能力的脆弱。目前，我国仍有较大的能源需求，但能源供给制约较多，湖南限电事件是我国能源转型进程中诸多潜在对立冲突的集中体现，而这些冲突便是孕育“灰犀牛”的因素。

如今，警钟已然敲响，唯有深刻认识到限电背后的矛盾根源，才能有效规避转型进程中的重大风险，守住能源电力安全的底线。

改革试错

这一年，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已走过五个年头。五年电改，深水前行，在争议与反思、喜悦与彷徨之中，电力体制改革迈向了新的阶段。

以中发9号文“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主线来评价新电改的五年，对于“管住中间”而言，新电改已实现输配电价改革全覆盖，初步建立了科学、规范、透明的电网输配电价监管体系，通过电网成本监审和输配电价核定，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省级电网和区域电网输配电价体系。

从“放开两头”的角度来看，发电侧这一头的改革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市场化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计划电”发电量逐步减少，发电端与用电端的对接更加顺畅，倒逼发电企业顺应新形势，升级经营理念与管理模式。

另一头即用户侧的放开，则未有多少亮点与起色。增量配电进展缓慢，售电公司艰难求生。据今年11月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增量配电发展研究白皮书》显示，四年来，全国分五批次明确了459个试点，在前四批404个试点中，只有202个试点确定招标方式、250个试点确定业主、118个试点公布股比、150个试点确定供电范围、138个试点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供电类）。增量配电改革过程中涉及到的深层次利益藩篱难以突破，价格机制缺乏落地细则，接网、调度、存量资产处置、区域划分等关键问题的解决均面临制肘。

在2020年2月，本刊记者采访华北电力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曾鸣时，他表示，增量配电的改革需要考虑中国国情、外部环境和现有政策，其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约束条件，比如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用能需求、用电需求不尽相同，环境容量、普遍服务、交叉补贴、能源结构等都是约束条件，项目的推进需遵从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急于求成，亦不可漠然置之。

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错的动态过程，在不断的试错与纠错之中，才有可能“试对”。2020年，第一批电力现货市场试点陆续启动整月结算试运行，一些市场运行中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2020年5月，山东作为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省份开展现货市场连续结算试运行，4天的试运行产生了9508.19万元的不平衡资金，引起业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一现象在上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中也同样出现，并成为上一轮电改停摆的重要原因之一。彼时东北区域电力市场是全国首个统一的电力市场，经过了2004年1月~11月的模拟运行阶段，在2005年试运行时平衡账户出现亏空，东北电网公司16天亏损32亿人民币。

不平衡资金的出现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业界普遍认为，我国特有的计划与市场双轨制运行模式，是导致不平衡资金出现的根源。新能源、外来电等可优先发电，价格较高，而煤电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高成本的“计划电”替代了低成本的“市场电”，导致收支不平衡。未来若市场进一步放开，矛盾可能更加尖锐。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从双轨制入手，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实际提出解决思路，推动电力市场化改革逐渐走向成熟。

业态重塑

年末，电力缺口映射出经济恢复形势向好，但在年初，国民经济却因新冠肺炎疫情史无前例地陷入“暂停”。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下滑6.8%，创下40年来的最低。在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严峻形势下，着眼转型、兼顾长远的新基建成为拉动经济的有力政策。在国家发改委的阐释中，新基建包括3个方面内容：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

新基建的本质，即利用“云大物移智”等一系列新兴技术来对传统产业的基础设施进行转型升级，推动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生产基础设施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转型阵痛中的中国能源电力，急于需要新势力的介入来打破僵局。新基建正是这股强劲有力的新势力，电力与新基建所代表的高精尖技术加速融合之下，将呈现出全新的产业生态。新基建中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促进电力系统负荷特性的优化和调整，推动用户侧对供应侧、传输侧的友好互动，有力提高能源系统的智慧化，为能源电力未来业务提供更多“蓝海”。

此外，新基建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将催生巨大的电能消费潜力和全新的用电业态，如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均是耗电大户。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和生产连续性越来越高，高技术制造业对电能质量的要求也相应提升，将有力促进电力企业转型升级，优化供电质量和供电服务。

新基建代表着新的方向。过去我们基于前沿技术给未来能源所描摹的理想蓝图，将由新基建来为其提供实实在在的底层支持。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新基建为中国能源电力开辟了一条通往未来能源的高速之路。

把视角从技术革新的战略规划聚焦到实践应用，往往可丈量出理想到现实的距离。如储能的辗转探路，或可为新技术的落地提供一个观察的样本。今年上半年，沉寂许久的“新能源配储能”再起波澜，全国十余省份出台鼓励新能源配置储能的政策文件，让储能再次成为业界的焦点。

过去，关于储能究竟是系统中的“必需品”还是“奢侈品”，业界多有争论。如今，随着新能源的大规模并网，供需双侧随机波动加剧，源网荷协调难度加大，电力系统对于储能的需求已日益迫切。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以此倒推，我国在未来十年中风光装机需实现7.2亿千瓦的增长。

新能源激增之下，储能未来必将在电力系统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新能源+储能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早已为业内外所接受，但由此引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在相应的机制中体现储能的价值。

在过去多年的储能项目实践中，无论是在用户侧、电网侧还是电源侧，储能的盈利空间都十分有限。储能所发挥的价值全系统乃至全社会共享，然而其投资成本却缺乏相应的疏导渠道。也正因如此，谁来配置储能、谁为储能买单，成为各方纷纷回避、相互推诿的问题。

2020年8月，山东能监办党组成员卢延国在本刊撰文指出，“系统性的问题必须用系统化的思维和办法来解决，配置储能需充分考量政策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兼顾各方的权益。”8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开展“风光水火储一体化”“源网荷储一体化”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导意见》在有关“保障消纳，合理配比”的基本原则中强调“结合需求侧负荷特性、电源结构和调节能力，客观评估并发挥系统调节能力，因地制宜确定电源合理规模与配比，挖掘新能源消纳能力，加强送端‘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和受端‘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的协调配合”，为解决新能源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指引和正确的发展方向。

降碳提速

9月的能源热词，是碳中和。这一热度直至年末都不曾降温，并且可以预见到“十四五”乃至更长远的能源规划，都必定围绕碳中和目标来倒推转型的进度。

纵观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大多数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碳排放已经达到峰值，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约60年。中国提出“碳达峰目标”后再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发达国家的一半时间，而且这一阶段正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冲刺阶段。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如今已走到了一个重要转型期的关口。但转型却面临着多方掣肘：在同一时期，既要以充足的能源供应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要在气候变化方面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与此同时，我国还是一个以煤炭消费为主体的能源大国，能源生产总量、消费总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级。因此，中国的碳中和之路，必定是一条独属于中国特色的新道路。

在迈向清洁低碳能源体系进程中，其中最大的障碍是系统性的经济性问题。安全、清洁、经济是全球能源变革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但现阶段，这三者往往是矛盾对立的。高碳的能源结构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实现碳中和，任重而道远，但留给我们的时间却不多了。要兑现承诺，必定是基于突破性的技术体系和强有力的政策制度，来推动整个经济体系与能源体系走向低碳、高效和循环发展。

2020年的能源电力发展历程，是中国能源转型、经济转型道路中矛盾丛生的缩影：“碳中和”目标已开始了它的倒计时，“限电”敲响了电力供应安全的警钟；改革在反复试错中试图突破，新技术重塑新业态如何从梦想照进现实……所有对立的命题，都在焦灼地等待答案。

这些待解的问号，遍布当前时代的每个角落。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变革的风口浪尖，如果仅仅沿袭过去经验和规律，可能无法到达未来的彼岸。任正非在2019年曾说：2019年的冬天不是靠熬能够过去的。而2020年之艰难，尤甚2019年。等待与煎熬，在这个剧变的时代中已经不合时宜。春天一定会来，但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春天，是一个无法用旧观念和旧经验去解释的新的春天。

所以，答案在哪里？它不在现有的常规路径里，只可能存在于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持续积累下的某一个质变中。2020年，全球共度了无比黯淡的一年，2021年，等待我们的仍将是充满艰险的一年。此刻，我们站在收官与开局的分界点，既要保持行稳致远的审慎考量，也要怀有不破不立的胆识魄力。“十四五”开局能源电力如何落子，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刊载于《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20年12期，作者系本刊记者

原标题:【封面】别了！2020